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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监管时代商业银行该何去何从

  2017 年堪称中国银行业的“强监管元年”,各种监管规定密集出台。2018 年伊始,又一批监管规定的出台引起了业界重视。商业银行该不该进行调整,以及如何调整呢?

  一、银行业的“创新”与金融链条的异化

  中国银行业的“黄金十年”使得人们忽略了银行业发展时间短、体系不成熟的现实。2009 年的经济刺激资金直接进入商业银行后,在商业银行充裕资金的支持和地方政府高涨的投资热情的鼓励下,周期长、回报率低的基建类项目纷纷上马,高能耗、高污染的企业也获得了大量资金支持。尽管人民银行于2011 年出台了合意贷款机制,限制商业银行对高能耗、高污染行业的信贷支持,但为了解决存量问题,商业银行又以非标资产和表外理财为突破,通过“理财- 非标”的方式迈出了“创新”的步伐。此外,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分别围绕银行理财出台的一系列规定,也导致商业银行大力发展通道业务,使金融链条变得更长、更复杂。从银信通道合作到银证通道合作,再到银保通道合作,商业银行不断借助各种通道购买非标资产,并在“买入返售”和“应收账款”等不同名目下来回腾挪。

  2015 年股灾发生,大量资金从股市流入债市,带来了债券市场的繁荣。商业银行又通过信托、基金等形式加杠杆进入债市,并通过发行同业存单吸收其他金融机构的资金来加大投资债券的力度。在这一操作过程中,同业链条继续被拉长,资金空转脱实向虚,引起了金融监管部门的重视。

  整个过程中所谓的金融“创新”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创新,而是将“简单问题复杂化”,实质上是开发各种形式的“通道”,不但没有设计出一种效率更高的投融资工具,反而降低了金融效率。各种通道互相嵌套,最终造成了金融链条的异化。

  二、金融链条异化带来的影响

  第一,降低了金融系统的透明度,增加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鉴于金融业自身脆弱且不透明,金融监管的一个重要目的就要提高金融系统的透明度,以有效防控风险、降低其脆弱性。但金融链条异化则导致交易结构层层嵌套,“抽屉协议”比比皆是。资管、券商、委托贷款、信托层层包裹,基金和银行同业不停地倒换资金,使底层资产难以穿透、资金来源难以追溯,导致金融系统的透明度实际上反而下降;同时,交易量的增加还带来了额外的操作风险、信用风险、利率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等,使整个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也在增加。

  第二,提高了金融监管的难度,损害了国家信用。商业银行是信用传递链条中的重要一环。如果商业银行通过一系列虚假金融创新,使得金融链条极不透明,金融监管部门将难以了解信用的真实传递过程。而一旦爆发金融危机,最终免不了要由央行,即“最后贷款人”来买单。从某种程度上说,商业银行通过扭曲金融链条损害的是国家信用。

  第三,形成了庞大的影子银行体系。对于金融业所具有的自然垄断属性,国家虽允许金融业拥有一定的垄断规模,但也要通过监管来防止金融机构滥用市场地位。金融链条异化则带来了庞大的影子银行体系。更有甚者,会通过复杂股权、股份代持等方式,对多家金融机构实现隐性控制:隐藏在公开披露信息之下的隐性“利益集团”已经若隐若现。

  第四,修正了金融抑制,提高了社会资金的流动性。我国的金融业长期处在一种抑制的状态,存贷款市场仍然存在一定的窗口指导,企业缺少类似美国“垃圾债”的市场来融资,导致风险厌恶型投资者的投资渠道太少,一部分融资项目缺少资金支持。异化之后的金融链条恰恰带来了一种解决方案:风险厌恶型投资者通过银行理财和其他金融工具将资金投入银行系统,银行则通过一系列的通道操作,最后以非标资产的形式将资金投给一些资本消耗严重的项目。社会资金通过这一“病态”的形式得以高速流动起来,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金融抑制。

  三、金融监管部门的整改措施

  对一系列新规进行梳理后发现,金融监管部门是以“先破旧再立新”的整体思路有条不紊地推动银行领域的改革。

  第一,强力去通道,理顺金融链条。“去通道”是不断被强调的关键词。第一轮去通道开始于2017年3 月至4 月,银监会发布一系列文件(银监办发〔2017〕45 号、银监办发〔2017〕46 号、银监办发〔2017〕53 号和银监发〔2017〕5 号等),正式提出了“三三四十”的问题①,针对存量通道业务开展了初步整改。第二轮去通道以《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下称《指导意见》)为标志。该文的要害在于提出了净值化管理,直击刚性兑付,动摇了通道业务的根基。《指导意见》还暗示,允许银行成立资管子公司,并且要求银行参照基金的模式来改造理财产品。《指导意见》勾勒出了未来大资管业务的框架:将各类通道类业务收缩到银行资管子公司,资产采用净值化管理,产品借鉴基金的模式。与《指导意见》相配套,银监会在一个月之后又发布了针对银信类业务和委托贷款的文件——银监发〔2017〕55 号和银监发〔2018〕2 号,要求银信通道业务回归本原,进行风险管控,禁止商业银行作为委托贷款的委托方,也禁止委托贷款的委托人充当商业银行的通道。这三份文件可以看作是对“三三四十”整治成果的延续,旨在对通道类业务进行彻底规范。

  第二,颁布新规,规范社会秩序。复杂的金融产品和金融结构容易成为滋生利益集团的温床。2018 年银监会颁布的《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下称《办法》)即剑指这一问题。《办法》确立了金融监管部门对商业银行股东进行监管的原则,构建了从商业银行、股东到监管部门“三位一体”的穿透式监管框架。《办法》禁止非自有资金入股银行,禁止通过金融产品持股的方式持有银行股,禁止股权代持并要求追索实际控制权的真正归属;另外,各金融监管部门还收紧了对商业银行的控制权:禁止单一投资人擅自控制多家商业银行。《办法》出台一个星期后,银监会在《中国银监会关于进一步深化整治银行业市场乱象的通知》(银监发〔2018〕2 号)中再次强调了这个问题,明确指出“股东虚假出资、出资不实”、股份代持、以及“未经批准超比例持有银行股权”等一系列问题,表达了对银行控制权的重视。

  第三,调整风险防控架构,降低金融脆弱性。首先,升级了银行账簿利率风险的监管。银监会发布的《商业银行银行账簿利率风险管理指引(修订征求意见稿)》对原有的规定(银监发〔2009〕106号)进行了全面升级:将“银行账户”升级为“银行账簿”,并对风险计量和压力测试的原则、流程和要求进行了全面细化。特别是针对全国性商业银行,还详细规定了风险计量的方法。其次,加强了对流动性风险的监管。银监会新发布的《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对2014年3 月发布的《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试行)》进行了升级:对资产规模2000 亿元以上的银行增加了两个指标——净稳定资金比例和流动性匹配率,它们分别关注了资金的稳定性和资金来源与运用的匹配度;对于资产规模2000 亿元以下的银行,一方面参照流动性覆盖率设计了优质流动性资产充足率这一指标(可以看做是流动性覆盖率的简化版);另一方面也要求执行流动性匹配率这一监管指标。另外,该办法还将同业存单也纳入同业负债的范畴。

  第四,金融市场风险受到重视,包括债券交易和衍生工具交易两个方面。债券交易方面,新规(银监发〔2017〕302 号)对旧规( 人民银行令2010年第2 号、人民银行令2009 年第1 号和证监会令2014 年第113 号)进行了修订,将市场参与者的范围从银行间市场扩大到整个金融市场;同时,针对金融机构规范内部管理的细节提出了具体要求,禁止了“代持”和“抽屉协议”。衍生工具交易方面,新规(银监发〔2018〕1 号)界定了衍生工具的资产类别(包括利率类工具、外汇类工具、信用类工具、股权类工具和商品类工具),并给出了衍生工具, 交易对手违约风险资产的计算方法(包括权重法和内部评级法),以及违约风险暴露、重置成本和潜在风险暴露的计算方法。

  第五,大额风险暴露纳入监管框架。银监会新增了《商业银行大额风险暴露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将分散在《商业银行法》和《商业银行集团客户授信业务风险管理指引》中的相关规定进行了细化和修改,同时新增了同业客户、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中央交易对手和豁免对象的认定标准和限额规定。另外,该办法将大额风险暴露分为一般风险暴露、特定风险暴露、交易账簿风险暴露、交易对手信用风险暴露、潜在风险暴露和中央交易对手信用风险暴露六类,并且还规定了风险缓释转移、风险提出和简化计算的认定和计算方法。

  第六,完善银行内控,提高银行治理水平。商业银行的治理更关注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因此新规(银监会令2018 年第1 号)对于银行治理的架构进行了创新,即不仅针对股东任职资格、董事会和董事长的职责以及信息披露内容提出了明确要求,还将监管纳入银行治理的整体架构,打破了传统公司治理架构的桎梏。另外针对“三会一层”的履职与考评、董事和高管人员的从业资质等方面,也都提出了具体要求(银监发〔2018〕2 号)。

  第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方式和途径仍有待完善。新规将“违反宏观调控政策”定性为乱象(银监发〔2018〕2 号),并限制对“两高一剩”和房地产领域的信贷投放是正确的;但也应该看到,其背后存在旺盛的资金需求。“两高一剩”和房地产领域的大部分企业是要退出市场的,但是退出的时间应该由市场决定。金融监管部门以行政的手段强行限制信贷投放,其实是提前了部分企业退出市场的时间。短期来看,这会造成一定的市场背离。也正因如此,在推动实施的过程中遇到了极大的阻力。

  四、强监管时代商业银行的发展方向

  第一,适度收缩通道业务和非标资产,主动培养资管人才。“打破刚兑”和“去通道”是大势所趋,商业银行应适度收缩通道业务和非标资产,同时适度发展理财产品的替代产品,为预期收益型理财产品准备好接续产品。另外,还要主动培养资管人,积极培育理财经理,为迎接“全面代销”时代做好准备。

  第二,提高合规意识,避免“抽屉协议”。对于“抽屉协议”和“代持”行为的禁止,体现了对“利益集团”的重点防范。因此,商业银行应该积极提高合规意识,主动避免“抽屉协议”,尽量减少关联交易,以防不经意间越过“红线”成为市场上的负面典型。

  第三,提高风险防控能力,完善风险防控体系。对于商业银行而言,大额风险暴露和衍生工具交易对手违约风险都是比较新的概念。关于银行账簿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和债券市场参与者债券交易的几份文件,都较先前文件有了比较大的变动,应该加强学习,切实提高风险防控能力。从治理的角度看,商业银行应该适应监管的进步,从制度建设层面及时完善风险防控体系,不断降低金融系统的脆弱性。

  第四,加强银行治理,提高内控能力。商业银行应该格外重视治理问题,特别是银行的管理层。首先,应该从“股东利益至上”的观点转变为“利益相关者利益至上”,提高责任意识;其次,应该在各个条线强化制度建设,真正做到以“法治”代替“人治”。

  第五,深入了解客户,切实服务实体经济。脱实向虚的根本原因是商业银行在利益的诱惑下背离了服务客户的初衷。脱实向虚越严重,商业银行对客户就越不了解,进而就越依赖于脱实向虚带来的利益。商业银行应该回到了解客户,服务客户,进而服务实体经济的“老本行”上来,做到真正了解客户、切实服务客户,推动我国金融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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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绪阳 赵建 来源:国际金融杂志 发布时间:2018-04-10 07:3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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